流星闪亮在黎明
——农工党川北（中江）地下组织始末纪实
刘述模
|
|
蓉城谋生求解放
|
穿越历史时空，逆向推到1949年4月30
日。
这天清晨刚亮，从成都东牛市口的小旅店里走出一个27岁左右的青年，他叫彭大元，字玉军，个头高大，体魄壮实，脸膛宽厚，目光深邃，身着土布长衫，脚穿黑色布鞋，似小商业打扮，洋溢机敏洒脱。他望望晓天，灰蒙蒙的天空似阴似雨，低垂的云层象张大网罩在城市上空，一种压抑油然而生；又望望长街，几个赶早的车夫推着鸡公车叽叽呜呜的辇过，划破了街市的冷清与沉睡，茶馆炉膛的火苗开始升腾，矮檐下蜷宿的游乞开始蠕动，沉寂一夜的市声开始喧嚣，仿佛拉开了一天的序曲。他左顾右盼未见联络者身体影，便收回探望的目光，捏着手里的小布袋朝对面刚开铺的锅魁店走去，倒出袋里大米，换来两个热呼呼的麦面锅魁，急步跨进隔壁茶馆，冲了碗茶，坐在竹椅上一边啃锅魁一边等候来者。
他掂量着手里的锅魁，睹物伤怀，似有火苗在心里燎烤，一股激愤情绪瞬间凝成一首鞭笞丑恶社会的打油诗：“自古小吃数成都，以物换吃也特殊，苦了游子他乡客，法弊贬值擦屁股。”（后冠名《赶成都》）。此前他来蓉，每见民不聊生的现实，同样要燃烧愤慨情绪，诸如《长街行》：“长胜街遍地污垢，多子巷凹凸不平，红土地岗哨林立，通惠门乞丐成群”；《燕归来》：“燕子归来寻旧窝，不分贫富共欢乐，冬去春来周复始，人间不平何其多”等等。一首首评击黑暗的讽刺诗无不反映着人民的心声。
彭大元非诗人，他是来自中江县柏树山乡的一个普通青年农民。中国农工民主党川北地下组织负责人。由于他憎恨邪恶，匡扶正义，同情贫苦，乡邻都喜欢称他“彭大哥”。
1922年，彭大元出生在中江县柏树乡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父亲劳累过度早逝，家贫如洗，无钱租地，生活无着，临于绝境；母亲带着兄弟俩，经过多方求告才租到慈云寺亩余庙地，维持全家三口人的生活。庙房宽敞，办有乡小，穷孩子彭大元才有就近读书的机会，不满10岁的他肩头便压着农耕与读书的两付重担，苦难的童年促他奋发向上，每年都以品学兼优的成绩获得校长敬浑如的器重；校长之子敬文温、敬文良学习拳术也叫彭大元跟着一道练，因此，他又学到一身出色拳技。他求学兴致极高，小学毕业得到了敬校长大力帮助，介绍他进过蚕桑校求知，也推荐他去师训班培训，还让他去吃粮当兵……
他先后养过蚕，做过拳击教练，任过小学教员，当过伪乡政保安……但都没有引起他的兴趣。他干这些五花八门的事，仿佛是他探索生存方式的试验，往往都只是一年半载。
在他迷茫之际，1946年他刚24岁，经敬文温介绍，他参加了地下进步组织中国民主同盟。革命道路为他认识社会打开了敞亮心窗，使他逐渐懂得了只有穷人起来反压迫，反剥削才是中国老百姓的出路，也是年轻人的出路。为挤出更多时间参加革命活动，不再受人牵制，他干脆辞掉外面杂七杂八的任聘，开始回家种地，妻子纺绵，似过着“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他常去成都卖棉纱，有机会接触各种进步力量。他先结识了地下进步人士黄大成、陈西虞、李代斌等，后通过官静成的介绍认识了蔡军识，蔡军识又介绍他认识了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罗任一；罗任一看了他抨击蒋介石反动统治所写的《新三民主义论》，并通过考察，发现他思想进步，渴求光明，便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而后在罗任一的指导下，他又把革命火种带回偏僻山村柏树乡。
这次，他到蓉城，肩负着组织嘱托，到联络地点接送罗任一离开成都，转移到农村。没多久，他见罗任一的身影在街头出现，便匆匆离开茶馆迎了上去。
|
|
引来星火燃山乡
|
1949年春天，随着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堑”，“解放大西南”的怒吼响遍蜀水巴山，各种进步力量与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并肩战斗，风雨同舟。农工民主党川北地下组织就是其中的一支进步力量，要了解它的兴起、发展和壮大，须先认识和了解罗任一。
罗任一，四川资中县球溪河人，曾到国外留学，知识渊博，当过公署专员，担任过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邓演达的秘书，前五届农工党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11月，罗任一被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农工党前称）派为代表,
对实力派人物开展工作，他两访阎锡山，希望规劝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1936年，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先后以章伯钧、彭泽湘为代表，参与策动反蒋抗日的“两广事变”。10月，黄琪翔从德国回到香港，决定响应中共号召，由“反蒋抗日”转变到“逼蒋抗日”。11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派罗任一到西安联络杨虎城，商谈联合抗日问题，后参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948年，农工党中央指派罗任一同志前往西南地区做好地下革命工作，并做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三大地方军阀的策反工作，组织群众，迎接解放大西南。
1949年，罗任一同志选择群众基础较好的中江县柏树乡，以此为基地，亲自指导工作。当时，节节败退的蒋介石，欲把四川作为负隅顽抗的大本营，时而坐阵陪都指挥，时而“隐退”峨嵋策划，时而亲临成都密谋，不仅调兵遣将加固成都四周防线，还对余孽死党封官加爵，以维持其风雨飘摇的统治。到了1949年4月，在四川省长王陵基的督阵下，蓉城呈现出一派杀气腾腾、风声鹤唳，到处特务穿巡，岗警林立，大肆追杀地下共产党人，逮捕进步人士，白色恐怖笼罩街头巷尾。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罗任一得到密函，通知他王陵基正在快电通缉捉拿他，要他避开风口迅速转移。（据后来得知，罗任一刚离开蓉城两天，国民党的鹰犬在蓉城戒严，追捕他未遂，又派一连兵力扑向他家乡资中球溪河围捕，但仍然落空，即把地下共产党员杨伯凯抓捕回成都向上峰交差，杨伯凯很快在十二桥惨遭杀害。）此时，他正好前往川北发展组织，开展工作。
1949年5月2日傍晚，彭大元领着50开外的罗任一到了中江县柏树乡，朝小学教员向春海家里走去。彭大元对全村人的情况了如指掌，向家母子两人，母亲守节，本朴谨细；儿子教书，忠厚待人；房屋宽敞，吃住方便；后有山林，隐退便捷，能够确保罗任一的安全。
向春海虽与彭大元是“毛辫”朋友，但知道罗任一的身份后也感到惊恐害怕。罗任一正遭国民党追捕，随时有杀身之祸，一旦暴露，母子岂不受到株连？稍出差错岂不愧对农工党？愧对谋求解放的乡亲父老？所以他当机立断与彭大元统一口径。此时，罗任一化名是愈耿军，他们把罗任一说成是自己的老师，对母亲也保密；他们还细致地商量了如何保护罗任一的安全。向春海要母亲竭尽全力照顾好“老师”的生活，不得怠慢“亲人”，要有个较好的环境；他自己随时抽空去乡场上溜溜，坐茶馆，进酒店，听听风声，即时了解伪乡府的动态，稍有风吹草动，以便马上将罗任一转移。
后来事实证明，他俩的慎密收到了预期效果。3个多月后，罗任一把当地的革命火种点燃，刚离开柏树到重庆，一道密电飞来中江，伪副乡长唐静秋（向春海的表姐夫）接到密电，庚即找到向春海，几经盘问，最后警告说：“……你家窝藏了通缉犯，得犯杀头罪啊！人既离开，无法追捕。你们母子还呆在柏树等抓吗？还不赶快出去躲躲”！由此向春海与母亲马上逃到了通山、广福、仓山等地乡下亲朋家躲起来，直到中江县城解放才回到柏树。
罗任一不愧是革命优秀人物， 他从成都风尘仆仆来到中江县柏树乡农村，夜以继日地努力开展地下革命工作。他与彭大元像革命火种，以中江县柏树乡为基地，飞速朝山乡四面八方燃烧，给黑云密布的川北上空带来光亮。他俩的足迹先后遍及中江、三台、射洪、蓬溪、安岳、江油、遂宁、南充等地，不仅沿途宣讲唯物辩证法，分析国内国际形势，鼓动人民群众争取民主自由，散发揭露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祸国殃民的传单，张布《告川北同胞书》等，充分利用革命舆论，发展革命组织，壮大进步力量。他们在中江县柏树乡的一座大庙“慈云寺”先后发展了200余名政治可靠、立场坚定，有战斗力的骨干党员，发展外围组织“中华起民社”近3000人。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川北地区委员会，这只庞大队伍在农工党川北地下组织领导下，建立了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川北人民自卫军”。罗任一代表农工中央指定彭大元为主任，杨克己为组织部长，敬文温为宣传部长，向春海为后勤部长，谢震为青年部长，陈嘉惠为妇女部长；川北人民自卫军刘宗宽为司令员，彭大元为副司令员，罗任一为政委，分别在三台县的上新乡与古井乡，中江县的柏树乡与通山乡成立了四个支队，设有支队长与指导员，办事机构设在柏树乡街上敬浑如所开设的“集贤”茶饭馆内。
罗任一同志在柏树乡的近3个月里，多数时间住在向春海家里，无论白天、黑夜，不畏山路崎岖，翻山越岭，步行二、三十里，到慈云寺召开农工干部会、党员会、武装人员会和积极分子会等，宣传革命道理，讲马列、讲形势、布置任务，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并策变中江的柏树、永安和三台的幸福、古井、上新等区（乡）政权头目及乡丁民团，发动群众抗粮、抗租、抗丁，搞得轰轰烈烈，震撼了中江、三台及附近县区，动摇了国民党政权在这一带的统治。虽然中江、三台伪县政府多次发布对彭大元同志的“通缉令”，由于群众的掩护，我党组织机动灵活，加强防备，反动政府未能得手。
1949年12月22日，农工党受中共地下组织工委的邀请，彭大元率领农工党武装自卫人员近百人赴中江，（住现城北中学）与中共地下工委配合接管中江县，其间加强城防，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中江县解放后，这支武装力量接受了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当时县长陈杰）改编。
柏树乡地处川北要道，由于农工民主党组织的声势浩大，影响广泛，加上强大的政治攻势，又有武卫人员作后盾，以及彭大元、敬浑如、杨克己等的果断决策，从1949年12月23日以来，先后迫使部分国民党军队朱兴汉师127军11纵队，伪二警一个总队，罗广文一个团及散兵游勇在柏树乡缴械投诚；以农工党员敬富章、王顺生等为主，在三台双龙桥（现幸福乡）迫使罗广文残部一个营近三百余人缴械投诚；在三台古井、上新迫使部分国民党军队缴械投诚，并在柏树、双龙桥等地先后瓦解部分国民党军队近万人，缴获战马204匹，轻重武器3000余件、炮弹百余发、弹药数千件，减轻了解放成都的军事压力。这场战斗也有付出，1949年12月25日，国民党军队一个孙姓团长带领一团官兵，绕过柏树乡，停留在相距五、六里的梁家寨上，农工党派去一个年仅17岁的预备党员胡宗玉联络，令其派代表谈判缴械投诚事宜，顽固伪军，竟然将联络员活埋，双方被迫交火，伪军又逃窜到清河场寨子上。几天后，农工党同志与解放军汇合，与伪军再次交火，战斗中解放军牺牲两人，但此次战斗取得全胜。
彭大元率领农工党川北地下组织踏着牺牲者的热血坚持斗争，不断前进，积极组织力量支援前线，又在地方大力宣传，让穷苦百姓懂得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解放军是人民自己的军队。1949年12月30日，解放军镇江部队46大队进驻柏树乡，农工党人员将缴获国民党军队的战马、武器、弹药和投诚遗留人员全部造册交给解放军。大队长郭从戎写了感谢信和收条（清册和收条现存三台县政府档案局）。这期间郭从戎大队长又组织农工党员给解放军提供给养，农工党组织又协助解放军收缴散失在民间的武器、弹药，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深受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欢迎。同时，彭大元还得到中共中江县地下党工委刘平、黄大成等人通知，要他挑选、并带领60名人民自卫军队员迅速协助解放军维护中江县城人民的安全，他毫不犹豫地率众经过20余天的奔忙，圆满完成了这项光荣任务。
|
|
雨弹摧毁碧血花
|
彭大元和所以贫苦青年农民一样，饱受压迫与剥削，和所有农工党川北地下组织的党员一样，为民主革命赴汤蹈火，好不容易从黑暗走向光明，迎来解放，一个梦寐以求的新时代似喷薄红日在他眼前展现，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如东方巨人在他心海矗立，他无时不沉浸在美好的憧憬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彭大元刚跨进28岁，正是年华沐浴阳光、心潮涌向未来的岁月，他多么希望用青春的热汗为祖国绘制最新最美的图画。但他却过早地走了。
当时柏树乡有个伪乡长叫杨继光，眼看蒋家王朝垮台，穷苦百姓翻身坐天下，一股仇恨怒火在心里燎烧，反诘：哼！彭大元出人头地了，当上人民自卫军的副司令，是否会揭自己的老底？是否会来收拾自己？似感末路即在眼前，于是把蔑视与恐惧上升为陷害与复仇，欲置彭大元于死地而后快。继而他利用自己还暂时在人民政府任职的一线生机，利用农民对自己还有一定信任程度，开始在群众中煽风点火，造谣中伤，把矛头直指彭大元；接着他又实施一个善良人们难以想象的、借刀杀人的阴谋诡计--以栽赃陷害为目的，以张冠李戴为佐证，写出多封诬告信，趁逢场天欺哄不识字、不认识彭大元的忠厚老实农民在信上联合签名盖章，向人民政府状告“土匪头子”彭大元。瞬间诬告似雪片飞向中央和省、市、县。那时，各级人民政府刚刚成立，忙于政权建立，也缺乏调查之风，收到这来自四川中江柏树乡的揭发信，见有多名农民签名，似乎为顺民心、平民愤，很快批示“就地镇压”。
1950年春，彭大元、敬浑如以及农工党骨干敬文温、秦国安四人被三台县政府以“假借农工民主党名义进行反革命活动”，“分散枪支图谋反共反人民”等罪名突遭逮捕，丢进监狱。于1951年3月判处彭大元、敬浑如死刑，押回柏树饮弹而亡；敬文温、秦国安有期徒刑5年，褫夺公权7年。这正如一个伟人吟唱过的那样，“雨弹光鞭欲杀人”啊！
彭大元饱含不白之冤走向冥冥世界，相继一个灭顶之灾从天而降，农工党川北地下组织被视为反革命组织（其外围组织“中华起民社”自然作鸟散状），罗任一被调回北京停职两年反省，200多名农工党川北地下党员厄运接踵而至，有的亡命潜逃，有的遭批斗，有的强加管制，其亲友子女在政治上备受歧视，在历次运动中受到打击。从此，农工党川北地下组织象大海里的沙砾沉入地层，似黎明前的流星一闪而过。
|
|
历史写真慰亡灵
|
全国解放后，各种政治运动不断，土改革命、清匪反霸、“三反五反”、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是那么扣人心弦，历史的跫音是那么催人奋进，谁还愿与“反”字号沾边，谁又有闲心去咀嚼、掂量与追究事情的真伪？四分之一世纪在奔忙中如飞飘逝，直到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从而人们才开始把历史的步步脚印放在真理的天平上去思索，去沉淀。
1983年，农工党川北地下组织成员向春海、敬文温等人，坚信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光荣与伟大，能够坚持真理，有错必纠，于是，他们联名向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农工党中央和四川省政协、省委统战部、农工省委分别上书，要求为川北农工党地下组织平反昭雪。而后，他们又派向春海三次去成都找到农工省委主委刘云波（时任省人大副主任）和农工省委周上明处长，诉说农工党川北地下组织的不白之冤；还去北京找到了罗任一（1964病逝）的爱人北大教授彭达清和农工中央组织部长陈弥坚，一一陈述。农工中央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指示农工四川省委：“由于‘左'的影响，有关部门过去对我党川北组织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是不符合中共中央政策的”。根据这一精神，农工党省委于1983年夏季将有关申述材料整理提供原判单位要求复查。在复查中，农工党省委又多次配合提供了重要的证明材料。1983年4月经农工党中央批准，恢复了向春海、敬文温二人的农工党籍。1984年10底，农工党中央、农工党省委和各级统战部组成了联合调查组深入到中江、三台等地调查。经过半年左右的时间细致了解，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农工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弥坚深有感慨地说：“全国农工民主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贡献最大是川北地下组织，含冤最深是川北地下组织，落实政策最迟是川北地下组织”。
1985年2月26日，三台县人民法院发出了平反通知。邀请农工党省委于5月在柏树乡政府召开平反大会。参加平反会的有三台县公安局、人民法院、中共中江县委统战部、落实政策办公室、永安区委、柏树乡党、政领导等，还有部分农工党员和受冤屈的敬文温、秦国安同志及家属等20余人。三台县人民法院何副院长宣读了平反通知：一.撤消原判；二.宣告彭大元、敬文温、敬浑如、秦国安无罪；三.对受冤屈的同志和家属表示歉意和慰问。判决书中还特别肯定了彭大元领导的农工川北地下组织在“临解放时配合解放军部队，瓦解敌军，清缴枪支，解放初期维持地方治安”的功绩。自此，蒙受30余年不白之冤的彭大元等人得到平反昭雪，农工川北地下组织的功过是非大白于天下。在判决书送到各地有关人员和单位后，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许多过去受屈的人感激而泣，奔走相告，庆幸在政治上获得新生。许多白发苍苍的老人感叹说：“三十几年的冤案都翻过来了，党和政府真是有错必纠呵”！
当日，农工党省委组织处周上明处长代表农工党省委宣读了恢复黄绍远、敬富章、谢震、魏仁兴、秦国安五位同志农工党籍的通知。许多领导同志也在会上讲了话，最后对死难同志的家属抚恤，并进行了经济补偿。当日下午，周上明处长召开农工党员会议，宣布由向春海、黄绍远、敬富章、谢震、魏仁兴、秦国安6人暂时组成“农工中江小组”。周上明代表农工党省委指定向春海同志为组长，直属农工党省委领导。后来，又分三批陆续恢复了幸存人员的农工党籍。至此，中江县还剩12名农工党员，其中7人系农村人口，较为分散，由农工党省委直接单独联系。
为纪念彭大元同志的生前业绩，寄托农工党员和家属的哀思，经农工党省委批准，1986年11月1日举行了迁移彭大元同志墓的落成揭墓仪式，时任农工党中央咨询监察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刘宗宽（系农工党员，川北人民自卫军司令员，解放前夕任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代参谋长，并向中共地下组织提供过很多重要军政机密，为解放大西南作出了卓越贡献）亲自为其揭幕，凭吊烈士英灵瞑目九泉。参加揭墓仪式的还有农工党省委组织处王子扬、农工党市委朱尚权主委、农工党资中县支部委员何树人、蔡锐修、柏树乡党政领导、全体农工党员、家属及亲朋好友70余人敬献了花圈。敬文温同志介绍了彭大元生平事迹。其后，在座谈会上刘宗宽讲述了农工党史，何树人讲述了农工川北地下组织的历史。
1986年8月21日，农工党省委将农工党中江小组划归农工党德阳市委领导。根据农工党章和有关精神，小组作出“加强自身建设，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吸收新鲜血液，在两三年内建立中江支部”的奋斗目标。经过两年的工作，发展新党员15名，经农工党市委批准，于1988年10月21日，农工党中江支部正式成立了。农工川北地下党组织饱受了时代暴风雨洗礼，经过漫长沉寂而后新生，终以崭新的风姿融进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政治洪流中。
|
| |
|
（作者系农工党德阳市委中江支部党员）
|
|
|
纪念农工党四川省委成立50周年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