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工党四川省委始终把履行职能、服务大局这一重要职责使命落地落实见行见效，高度重视省政协全会这一履行参政议政职能的重要平台，在历年省政协全会上提交了一系列集体提案，参政议政工作结出丰硕成果。今年，农工党四川省委将在四川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上提交16个集体提案，涉及中医药产业、人口发展、环境保护、清洁能源、乡村振兴等多个领域，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关于加强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的建议
【背景】
2021年9月30日，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大熊猫国家公园，园内现有野生大熊猫1340只，占全国野生大熊猫总量的71.89%。大熊猫国家公园作为第一批国家公园，是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大战略决策，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实践，也是展现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形象的重要窗口。
四川片区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的主体，占规划总面积的88%，涉及7个市(州)20个县(市、区)110个乡镇，户籍人口4.25万人，有藏族、羌族、彝族等近20个少数民族。截至目前，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在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保护，管理体制机制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有力地支撑了大熊猫国家公园通过试点验收工作。
【存在问题】
(一)工作机制不畅。大熊猫国家公园基层管理部门至今尚缺乏有效实施管理的各项职权，不同管理部门交叉程度较高，存在“多头管理”问题，各级管理机构的类型、规格、职责、编制、人员亟待明确。省内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统筹协调机构层级不高，跨部门调度、跨区域协调的力度不够。
(二)生态效益不显。大熊猫国家公园对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是维护区域乃至国家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结构与功能系统。该区域在协调处理生态安全建设、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时，面临自然灾害频发、水土流失和人类活动影响等多重问题。
(三)种群风险较大。大熊猫栖息地呈互不联系的孤岛状分布，大熊猫栖息地孤岛化和碎片化导致的大熊猫基因隔离问题亟待解决。目前大熊猫栖息地中小斑块较多，连通性差。四川片区内栖息地涉及13个斑块，面积最小的不到100平方公里，其中，大熊猫种群数量小于30只的种群有6个，具有灭绝风险。
(四)发展矛盾突出。大熊猫国家公园部分居民生计出路困难，社区可持续发展能力较为薄弱。域内集体土地面积5490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24.98%，存留的大量企事业单位、水电、工矿企业、旅游经营机构等多数是当地政府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社区居民割竹、打笋、采药、放牧等传统资源利用方式短时间也难以退出。
【建议】
(一)以法规建立为依托，理顺工作机制。依托《国家公园法》制定契机，推动大熊猫国家公园地方立法，以法规形式明确权责划分和管理职责。建立省市县乡四级联动的统筹协调机制，加强不同区域监督联动、生态保护修复、信息技术共享、宣传舆情应对等方面的交流协作。制订出台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对国家公园内的干部职工、编制、机构等进行有序整合，科学配置管护人员，实现“一块保护地、一个团队管”。
(二)以公园建设为抓手，筑牢生态屏障。继续开展域内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防护林体系建设、退田(圩)还湖还湿、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矿山生态修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恢复等工程。以增强域内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为导向，科学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中幼林抚育和退化林修复。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落实生态保护、基本农田、城镇开发等空间管控边界，减少原住民活动对大熊猫栖息地的占用，增强生态屏障稳定性，促进生态功能整体提升。
(三)以资源保护为载体，促进生态修复。制定并完善大熊猫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建设等系列标准规范，形成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的相关技术标准体系。采用人工促进天然更新方法更新复壮竹林，扩大主食竹林面积。采取近自然的工程措施，建设关键栖息地连通廊道，增强栖息地的连通性和完整性。加强遥感技术、空天地一体化技术、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和智慧决策管理等在国家公园监测和管理中的集成应用，探索对高密度大熊猫种群实施调控和异地放归的有效方法。
(四)以生态文旅为重点，统筹区域发展。实施资金补助、技能培训、就业引导、转产扶持等多种方式的生态补偿。开展大熊猫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建设和友好示范社区创建，充分发挥国家公园的休闲游憩和自然教育功能，开展科普教育、游学体验、大力发展大熊猫文创产业。充分衔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集体土地优先通过租赁等方式规范流转，推进工矿企业、小水电站科学有序稳定退出。优先聘用社区居民从事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和社会服务性工作，积极吸纳社会组织参与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统筹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
关于建立万达开金融中心的建议
【背景】
2021年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联合川渝政府印发了《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规划》,将成渝建设成为立足西部，面向东亚和东南亚、南亚，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西部金融中心。达州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北翼振兴战略支点、在万达开区域中经济总量最大、幅员最广、人口最多，是融入“双城圈”，建好“示范区”的核心力量。2021年达州存贷款规模位居全省第6，保险收入位居全省第4，各类金融机构及金融组织达到160家，位居全省前列，存贷款规模和保险收入均远高于万州和开州。要在区域合作中强化主场，就必须夯实区域合作的金融基础，努力建设西部金融副中心暨万达开区域金融中心。
【建议】
(一)开放共享，构建立体化金融新体系。
一是构建多元金融服务体系，积极引进投资基金、评级机构、金融租赁、商业保理、财务公司等机构，进一步丰富金融机构体系。二是争取外部金融支持，从省级层面推动政策性银行、驻达金融机构上级机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加大对达支持力度;提高内生动力，做实做强地方金融机构和组织，完善公司治理和内控机制，夯实金融服务基础，支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壮大资本实力，建立融资担保风险补偿资金，跨区域合作开展再担保业务，充分发挥融资撬动作用。三是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优选上市培育重点企业，明确上市路径和时间计划，强化财金互动激励，提升企业上市信心，全力实施债券优先发展战略，强化集中培育，培养一批评级更高的国有企业和基础更牢的民营企业，提升债券市场参与度。
(二)精准发力，搭建金融服务新平台。一是构建省级层面主导的协作推进机制。将达州市建设西部金融副中心暨万达开区域金融中心纳入川渝省际重点支持项目，统筹谋划推进。设立达州建设西部金融副中心暨万达开区域金融中心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川东北、渝东北地区特别是万达开片区，探索建立金融一体化协调机构、常设机构、法律法规、产业政策、沟通机制、补偿制度等，形成金融系统的工作机制和实施方案，促进相关配套政策落地落实。二是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依托达州金融规模较大、区位优势明显、金融需求巨大等特点，定期在达州组织川东北、渝东北地区金融部门及金融机构座谈，充分交流金融服务方式、经验做法等，取长补短，进一步夯实达州建设西部金融副中心和万达开区域中心的发展基础。三是建立川渝两地信息共享合作机制。围绕川渝两地交通、物流、供应链等领域共建项目，积极共享融资需求信息，并通过银团合作等方式，不同地区机构对辖区内项目内容同时给与支持，避开跨域开展金融业务受限等问题，以推动项目更快建成。四是建立薄弱领域合作机制。紧盯科创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消费金融、供应链金融等薄弱领域，牵头谋划制定区域性联合性金融支持政策，补齐达州在上述领域的金融短板。依托万源市列入国家级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示范区试点优势，形成示范效应，以点带动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乡村振兴。
(三)筑巢引凤，打造金融人才新高地。一是积极引进金融人才。推动实施高端金融人才优惠政策，切实帮助解决金融人才特别是高端金融人才及其家属(包括金融监管部门)在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困难。二是用活本地人才资源。支持达州本地高校加强与知名高校在科研、人才培养等领域的合作，办好金融数学等经管类专业，培育更多具备深厚金融理论知识的人才服务达州建设。三是强化市校合作。加强与川渝财经、金融院校合作联系，积极争取金融类重点课题、重点研究项目落地，充分借用财经、金融院校专家资源和社会资源促进达州金融业快速发展。四是常态开展金融论坛。定期邀请专家、重点企业、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等，川东北、渝东北联合开展金融论坛，挖掘金融人才、寻找筹资路径，讨论破解金融发展和投融资的痛点、难点问题。
(四)群策群力，筑牢风险防控新屏障。一是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环境示范区。推动川东北、渝东北银行同业间共享恶意逃废银行债务的企业和个人名单，加大对失信执行人予以联合惩戒，严厉打击恶意逃废金融债务行为，提高全社会防控金融风险意识。二是打造良好社会信用体系。发挥达州人口基础优势，联合万州、开州，探索建立金融与政府、其他行业领域数据资源共享交换机制，实现跨部门、跨行业信用信息互联互通，深化万达开及川东北、渝东北区域合作，健全行政执法、民事追偿和刑事惩戒相互衔接、互相支持。三是打造防非处非示范区。依托达州防非处非基础较好优势，带动川东北、渝东北地区常态化开展涉非涉稳风险排查，摸清风险底数，及时打早打小，全面优化基层社区监测预警、排查整治、常态宣讲工作，力促形成群防群治防非工作格局。
关于讲好中医药抗疫故事加快推进中医药走出去的建议
【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在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中医药使用覆盖率达到91.5%，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高达90.0%以上，中医药“三药三方”在临床救治中彰显了疗效。中医药不仅为中国抗疫提供了路径支撑，也为全球抗疫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存在问题】
(一)中医药参加重大疫情防控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碎片化、阶段性、局部性的特点，缺乏系统性和制度性，中医药介入的时间也往往滞后;
(二)中医药虽然已明确被纳入我国传染病防治体系，但缺乏实施的具体制度支撑;
(三)中医药防治传染病和重症救治的专业人才、能讲好中医药故事的人才缺乏;
(四)国内少部分学习现代临床医学专业的人员对中医药疗效的认识不足，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对中医药理论、疗效以及对中药的质量、重金属含量、残余农药等的质疑;
(五)中医药的海外传播存在中西方文化差异、中医药服务机构规模小且单一和缺乏足够合法化路径等，均对中医药“走出去”造成障碍。
【建议】
(一)要讲好中医药抗疫故事，加快推进中医药走出去，必须毫不动摇坚定文化自信
一是充分抓住“孔子学院”、“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战略机遇，实施中医药国际合作专项，互学互鉴，深化中医药交流合作工作。二是充分利用现有海外的各中医团队，加强团结协作，与西方主流医学界加强沟通交流，并且以扎实的疗效获得民众的认可。三是创新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的新方式，把中医药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多元价值，以通俗易懂、易于接受的形式向海外推广，创新性发展，打造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品牌项目和国际传播新媒体矩阵，宣扬中医药知识、宣传中医药抗疫历史，加深人们对中医药的认识和理解。四是在国内营造全民了解中医药、认识中医药的浓厚氛围。利用新媒体公众号开辟中医药学及中医药抗疫史科普栏，实施中医药文化进学校、进机关、进社区、进农村、进党校、进社会主义学院等，全方位普及中医药文化、讲述中医药抗疫故事。五是加快中医药学整体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
(二)要讲好中医药抗疫故事，加快推进中医药走出去，必须确立中医药抗疫的法律地位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等法律、法规、文件的出台，明确了中医药的地位及中医药参加重大疫情防控的法理依据，但仍需强化、细化、可操作化。需建立中医药防治重大传染病的综合保障机制、中医药应对重大传染病的快速反应机制，构建完备的中西医协作对抗重大传染病机制、中医药抗病毒研究的创新中药攻关机制;在公共卫生防疫体制、重大疫情治理机制、各级医疗机构传染病防控机制中精准定位中医药，从而建立起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的科学体系与法律支撑体系。
(三)要讲好中医药抗疫故事，加快推进中医药走出去，必须要建立高层次中医药人才队伍
中医药参加重大疫情防控，人才是关键。我国中医药防治传染病和重症救治的专业人才严重不足，能讲好中医药故事的人才更是缺乏。一是在医药高等院校中，应设置中医药防治传染病、中西医结合防治传染病的相关专业，培养一支既具有深厚中医药功底又具备急重症救治能力的临床与研究高层次人才队伍。二是开展基于全球化视角下中医药国际传播内容、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精髓的研究工作。三是高校科研团队应加强中药化学的研究,探寻有效成分,以大数据、大样本证明中医药的作用，深度挖掘中医药疗效证据，加速中医药的创新，加速推进中医药现代化。